世界高速运转,女性投身其中。“她们”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。
虎嗅将目光投向那些富于独立、进取精神的新一代女性,她们来自文化、科技、商业领域,在与世界的互动中,完成对自我持续的建构与重构。
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抑郁研究所创始人任可。她脱身于抑郁症的深渊,深知孤立无援的痛苦,用文字和艺术与患者们相互倚靠,组织了三万抑郁症患者的社群,致力于为患者提供解决方案。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,被打标签、被挑选、被讨论是她的常态。但她心里清楚,只要自己做的事情是专业的,有价值的,这就够了。
作者 | 昭晰
题图 | 受访者提供
坐在我对面的任可更像是一个时尚博主。她年纪轻,面容姣好,妆面完整,身材有致,穿着一字肩的黑丝绒上衣,还别着一枚优雅的珠光白胸针。
“听过这样那样的网红,有抑郁症网红吗?”任可开玩笑说。
任可,抑郁研究所创始人,心理健康领域KOL,病友们叫她“所长”“任有病“。2019年10月17日,福布斯中国推出了最新的30岁以下精英榜(30 Under 30),25岁的任可以抑郁研究所创始人的身份入选医疗健康领域精英榜。
任可入选医疗健康领域精英榜,图片来源:福布斯
如果你最近才认识任可,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个天生快乐的人。举止大方,自若的微笑,言语笃定而自信。这样的人在成长过程中,大多是被爱和支持浸染的。但实际上,任可是一个从家庭暴力和重度抑郁症中活下来的人。
她曾经在微博上这样写道:“皮带,塑料拖鞋,鸡毛掸,筷子,棒槌,竹签……跪搓衣板,吃掉在地上的饭菜,喝混着泥沙的汤水,脱了衣服跪在路上抽自己耳光……我独居5年了,却依然逃脱不了被家暴支配的恐惧,日夜恐慌着被伤害。”据她自己说,从幼儿园起,就饱受家暴的摧残。
长大后,任可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深渊,也想拯救更多人。她体验过想以死亡结束痛苦的绝望,体验过强烈的病耻感,也体验过精神健康领域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。一步步走完抑郁症的路,她知道患者们最需要的是什么。
抑郁研究所的全网粉丝数量超过78万,社群患者总量达到5万,为大众提供包括抑郁测试、药物指南、康复课程、线下活动、电商产品、心理健康教育等一系列抑郁症解决方案。抑郁研究所发布的《抑郁症就医指南》包含了如何选择有资质的精神专科医院、首次就医注意事项、常规治疗方法、如何选择适合的心理咨询师等实用的内容。目前,就医指南已有超过25万的阅读,被北京师范大学、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心理服务中心转发。
中国有9000万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,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孤立无援。任可想要改变这个现实,她已经改变了部分现实,也在改变更多现实的路上。
以下是任可的自述。
医生:来这儿的都是快死的
去年1月,我被诊断出了重度抑郁症,当时医生写的是:有自杀倾向,建议住院。当时我在做产品经理,互联网行业大家压力都很大,我的第一反应是,完了,我的劳动能力下降了,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。
科学研究表明,抑郁症是一种会造成人体认知系统与神经功能紊乱的“疾病”或是“失调”,理论上来说,它就像是精神患的一场感冒,可以被治愈,没有那么可怕。但在日常语境中,它依然无法摆脱“矫情”、“玻璃心”、“不够坚强”的污名。
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、孤立、绝望、无所适从——“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?”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,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,让我越来越自卑,更害怕自己会因病彻底失去价值。
任可用墨汁浇了石膏像,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
我不敢和同事说,害怕他们会觉得我没法工作。鼓起勇气告诉父母,得到的结果是我爸当着亲戚们的面指着我骂:“丧着这张脸死给谁看?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”
我问医生说,我快死了,该怎么办呢?医生说:“来这儿的都是快死的,你吃药、做心理咨询就行了。”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到每个患者身上只有五分钟,抑郁症就是得吃药、做咨询,医生说得很对,但我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说是很绝望的。
去哪儿咨询呢?“自己上网搜吧。”
回家之后,我就开始上网搜,企图找到一些有用的讯息。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互联网从业者,我可能是信息搜集能力最过关的那一批人了,但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,我居然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抑郁症相关讯息。那不太会用网络的老一辈人呢,资讯更不发达的山区里的人呢?他们是不是更接触不到有效的信息了?
我很绝望。
我代表了90%的抑郁症患者
我没能坚持好好吃药,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咨询师,这就是90%的抑郁症患者的状态。
我开始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经历,我是怎么得上抑郁症的,我有多难受,我吃了哪些药,做了哪些治疗,管不管用。纯粹以患者视角在讲自己的感受。没有想到,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倾诉,咨询,和我互相倚靠。
我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一些公众表达了。我发现,我讲一点点话对患者们就有用,那就讲啊。我一下找到活着的意义了。
我是大家垫底的对象。病友们看到我的经历,才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惨的人,我都还努力活着,那他们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
我也是大家幸福的锚点,有受抑郁症折磨多年甚至十几年的病友,看到我之后特别惊讶,“原来抑郁症还能治好?”才有了希望。
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整个行业的痛点,我希望能突破这个业态,改变些什么。优秀的产品经理让别人当去吧,我就要当任有病。我给自己取名叫“任有病”,如果人人都有病,那抑郁症是不是就不算件大事了,是不是大家就不会对这个事这么恐惧了?
后来,越来越多的患者找到我,问我:“所长,你那里有抑郁症的群吗?我想加群。”我就开始把大家联系在一起,建社群。那个时候我意识到,越是话语权处于劣势的少数人群,越需要社群。大家需要知道,在孤独这件事上,我们并不孤单。
社群里有人说:“最亲近的人让我去死,想让我留下来的却是陌生人”,图片来源:受访人提供
我看过太多被自杀干预救下来的人,他们并不快乐。有人曾经告诉我,他恨那个报警让警察来把他救下来的人。死亡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结束痛苦的唯一方式,强制干预只是让他活着,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。
包括后来跟中科院的前辈聊抑郁症的医疗方案,从AIVR到热能光波、肠道细菌,等等。当时我突然好难过。抑郁症患者明明就是因为没有被爱,没有过过好日子,抑郁了之后还要被吃药、被塞进仪器,被电击……我们缺的不是医疗方案,缺的是好的人生啊。
报警式的自杀干预,麻痹神经的疗法,生理性的药物刺激,这都是科学沙文主义的冷漠,让我们忽视了关怀,忽视了只有真正的陪伴和共情能让患者好起来。
所以每个患者加入我们的社群之前,都要填一份详细的求生锦囊:现在这个还活着的我,要留一个线索去拯救未来那个想死的我。这些线索往往是美好的生活细节和来自别人的爱。
抑郁症是死亡的缓冲带,它提醒我们,要活下去。作为抑郁症患者,我们吃药,接受治疗,抓住生命中一点点的微光,努力活下去。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生命力。
活下去的理由,图片来源:任可微博截图
有一段时间,我特别担心自己的抑郁症复发会导致公司业务停滞,我惧怕这种可能性。
后来和写了《渡过:抑郁症治愈笔记》的张进老师聊天,他告诉我,不要担心复发,复发就治。我突然悟了,我作为最懂抑郁症的产品经理,我怕什么?
到现在,我不仅没有复发,而且不畏惧复发这件事,就像不畏惧感冒一样。我希望每一个康复的患者都能达到这种不惧怕的状态。我希望从抑郁研究所康复离开的患者,不必再为抑郁羞愧和恐惧,能够平和地接受“抑郁曾经是我的一部分属性”,也不害怕复发。
投资人:我不投年轻的未婚女创始人
你问我女性身份对创业有什么影响?影响可太大了。
有的资方会问:“你很适合当网红,为什么不去签MCN?”
我为什么要签MCN?我是从产品视角出发的,核心做的事情是解决方案,我从来没有觉得做内容是公司的主要业务。发声当然也很重要,但事实已经证明了,以前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大也不够深刻,没有触及核心,所以企图只通过舆论解决问题是不行的。我完整地走完了用户路径,能有几个产品经理真正得了抑郁症,完全康复,还能再回到抑郁症这件事上来的?
还有和我关系很好的行业前辈直白地告诉我:“十几年来,我的投资原则就是不投女创始人,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女性。”原因是:选择机会太多了;社会对女性的成功评价标准远低于男性;从成功概率上看,女性企业家更低。
最近碰到一位投资前辈,让我从他的视角做选择:你怎么看女性创业者的成功概率?怎么看抑郁症赛道的市场回报速度?回报率10倍和20倍的项目,你会选哪个?
我忽然意识到,女性、学历背景、抑郁症赛道、创业节点,这些都一样,都是在市场经济里被选择的标签。只是凡选择必有歧视,凡歧视必有代价。决策者都在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概率论,而我自己在All in的时候必须忘记一切标签。
今年七月份我们融了天使轮,有一线的基金进来了。有天一起床,我看到一篇报道,问投资人今年关注哪些赛道。投资人说完电商、科技这些大热门之后,加了一句,抑郁症赛道。我特别高兴,一下知道自己的意义在哪里了,我让投资人看到抑郁症赛道了。那天是我25岁生日。
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
中国有9000万确诊的抑郁症患者,但是接受正规治疗的不到7%。健康教育不普及,医疗资源匮乏,咨询成本高,太少的人能得到合适的治疗了,个体咨询绝对不是中国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。所以我做社群,做健康教育,也开发心理健康测量表这样的产品去唤醒大家心理健康的意识。
心理健康领域市场很大,但因为家庭环境、病耻感、社会偏见等因素造成实际的用户需求却很小。而且心理健康赛道是一个非常慢的赛道,我们和同行们一起努力了那么多年,现在也只是让更多一些的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了而已。
不过,胡适有句话说,“成功不必在我,而功力必不唐捐。”成功和失败从来都不是一个答案,而是一张地图。我们在乎的不是结果,而是不断前进。
如果你不在乎成功属于谁,那么你所获得的也将超出个人功利的想象。未来十年里,中国人能学会习得幸福感就是我的目标。主角不必在我,也不必在抑郁研究所。
在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上,哪怕穷尽所能,我们只能做跳蚤般微小的律动,也绝不算失败了。
没关系,会好的,慢慢来
结语:任可提到,曾经有一个女孩儿给她留言说,所长是她的榜样,她想战胜抑郁,考北京的大学,到抑郁研究所工作,成为和所长一样优秀的人。那一刻,任可感受到了信任和鼓舞:她成为一个人的榜样了。
我注意到,任可的社交媒体上,有一些早年间发的泳装照。身为榜样,任可会担心这些照片减损了自己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吗?
任可的回答十分坦率:“这些照片很真实呀,我也没有去删它。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子,一个二十多岁的上了两三年班的小姑娘,以后我有孩子还要发小孩子的照片呢。”
任可也同样坦然地面对一些评价。有时候,在她认真拍摄的抑郁症科普课程视频下面,有些评论却只关注于她的身材。
任可已经习惯了,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,被打标签、被挑选、被讨论是她的常态。女性在任何一个角色里,都会被大众从各种视角去评判。她清楚,在视频里,自己完全没有讨论业务之外的任何东西。只要她做的事情是专业的,有价值的,这就够了。
采访的最后,我问任可抑郁研究所成立至今,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。她脱口而出:“太多了。”
在抑郁研究所的社群里,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说自己要自杀:“后天是我22岁生日,我肠胃不好,不能吃火锅,明天我要去吃一顿火锅,后天自杀。”
任可和同事没有选择报警,而是马上找到他加入社群时填写的详细信息和求生锦囊,联系到他父亲,沟通了情况。
两天后,年轻人在社群里发一张住院手环的照片:“我不自杀了。我爸爸突然来问我最近是不是不开心,现在带我来医院了。”他并不知道这背后任可团队紧锣密鼓做的一切努力,以为这是自己生命中发生的一个奇迹。
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,任可是云淡风轻的。我猜,这样的事她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可我也注意到,她的眼神里透出了无法令人忽视的骄傲与坚定。
任可告诉我,她和所有患者都会说一句话:“没关系,会好的,慢慢来。”
有时候患者听到这句话会直接哭出来,因为身边根本没有人这样和他们说,没有人告诉他们,不管在黑暗里都多久我都陪你,我不会催着你变成一个快乐的人。
“没关系,会好的,慢慢来。”这句话,她会一直说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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